父亲半生的三次出走

2018-03-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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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夏天,我们一家五口出了吉林通化火车站。父亲买了一杆扁担和两个荆条篮子,把三岁的我和一岁的大弟一前一后放进篮子里,母亲领着九岁的大姐跟在我们后面,顺着山路,一直走到了乡下的亲戚家。

到了东北,母亲也没有回娘家的喜悦,姥姥姥爷早就不在了,“娘家人”里只剩一个至亲——母亲的姑姑,我的姑姥。姑姥的儿子、也就是我的表舅在生产队当大队干部,除了给我们安排了初来时遮风挡雨的住处,也在后来十多年为我们挡了不少是非,使向来好面子的父亲不致颜面尽失。

我们一家在山坳里一间别人遗弃的土坯房里安顿下来。

院子门前直走一条大路,再翻过两座山就能进城——我直到小学毕业后才去过一次城里,平生第一次花了两毛钱照了一张相、五分钱买了一个冰棍儿;门前左侧还有另外一条岔路通往两里地外姑姥一家住的村子。

屋子两边是成片的坟地,到了冬天,干枯的山岭间闪出荧荧点点的鬼火,就像四处流窜无着无落的鬼魂,吓得我们不敢出门。刚住下时,土坯房百米开外还有另一家人,也算有个邻居。可没过多久,那家人就推倒了墙,举家搬进村里去了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能搬村里?”大姐小声问。

“嘘!别胡说!”一大早正要出门的母亲闻听此言,神色紧张慌忙制止,怕不懂事的弟弟听了说出去。

这不仅仅因为我家是外来户,更因为父亲当时的身份。那时候,我们一家是众人眼中的坏人,走到哪里都会被人低看一眼。当地人坚决反对我们在村里住,怕影响不好。村里谁家丢了鸡毛蒜皮,告到大队里,大队干部第一个想查的肯定是我家,把父母叫到生产队问话。生产队定期开批斗会,父亲必被点名批评,不过没有挨过打,走个过场就算了,这都是我表舅的功劳。

 

从住进土坯房起,我们要十天半个月才能见到一次父亲。按理说,父亲应该老老实实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,跟别人一样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。可他非要跑去五十里外的小镇林场当伙夫,只为那里没人知道他的底细,能躲清净。

跟林场的人混熟后,父亲染上了烟瘾。林场吸烟多有禁忌,父亲就在回家路上抽,小口慢慢吸,快了太烧钱。他也喝点小酒,没醉过,小口慢慢品,怕酒后失言。

摸黑走山路很危险,但父亲每次都得天黑透才到家,能不见熟人就不见。我们在家饿得不敢多动,只盼着一明一灭的火红亮点移到门前,不顾呛人烟味(有时也夹杂着酒味)围拢过去。油灯暗黄,父亲摸着我们的头,先把拧着的眉头舒展了一下,再从口袋里掏出几颗麦芽糖。黑糊糊的糖在我们姐弟这里是宝贝,我舍不得咀嚼,只含在嘴里感受它慢慢融化,细细品味它的香甜。

父亲每月为数不多的工钱是家里唯一固定的收入来源。除此之外,母亲每天上山寻找野菜,把采摘回来的蕨菜、“刺嫩芽”、山芹菜小心藏好,再翻山越岭到小镇上卖。

生产队雇来看庄稼的老大爷每天晚上都要冲天上放枪赶鸟,知道我家大人常常不在家,怕枪响吓着我们,放枪之前都会来提着猎枪过来敲门跟我们说一声:“孩儿们别怕,我要放枪了。”然后我们姐弟四个(后来又添了小弟)便挤在黑糊糊的土坯房里,听见屋外“砰砰”几声枪响,靠墙靠得更紧,没报纸糊墙,“刷刷”蹭下了一床的土渣。

紧接着就是我们肚子的“咕咕”声:早上喝的稀饭,中午吃了块窝窝头,即使一天不动,也不够肠胃消化的。

母亲总会在我们的焦急不安中回来,然后分一点吃的给我们,以安慰我们长久而饥饿的等待——至少两个弟弟是这样,姐姐和我就不一定了。

有天,母亲回来比平时晚了点,一进门就看到她沮丧的表情:“今天被队上的人发现了,卖的几毛钱被没收了。”说完母亲从怀里掏出两个玉米面饼,两个弟弟一人一个——这是她藏在衣服夹层里的没被人搜走的。

我和姐姐眼巴巴望着,多希望母亲衣服夹层里还能再拿出来一个。

 

后来,我们姐弟终于可以出屋子自己找吃的了。屋后山里生长着野菜野果子,像一个放错了位置的世外桃源。一嘟噜一嘟噜的野葡萄挂在山坡上,酸酸的,带着点甜;圆溜溜的野核桃缀在枝头,涩涩的,带着山林的湿度;三月里山上还透着寒,山下小溪边的野菜就长出来了。

没饭吃的年月,这些就是饭,帮我们撑过了那些食不果腹的日子。

山上玩久了,我们有时也到村子里玩。村里的小孩朝我们嬉笑着喊“小瘪犊”,当时太小不懂什么意思,只知道不是什么好话,也不敢回击——母亲早就告诫过我们,听到这些话别搭理,只管低头走——村里本地人大多是母亲这头七拐八拐的亲戚,即使关系不冷不热,也不至于挖苦我们。但一些闯关东那会儿,从外地过来的村民可不管这些,这些顺口溜就是某些不怀好意的人编排我们的,里边暗含着父亲的名字。

2

1949年,武汉和平解放,三镇遍地欢呼雀跃、载歌载舞。我的父亲趁着这个机会摆脱了他五妹的监视,逃出了家门。

因为忍受不了后母的偏私和白眼,十六岁初中肄业的父亲向家里提出参军的想法,被身为高中教师的爷爷视为大逆不道,爷爷就专门叮嘱跟父亲关系最亲的五妹,“看好你哥哥”。

可父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,任谁也拦不住。那天,他偷偷穿过人群找到部队,满怀期望地说明来意,没想到部队却不接收,说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,不需要小毛孩扛枪打仗了。

直到听说父亲上过初中有些文化,字写的不错,对方态度才有所改观。于是,父亲并没有如愿拿起枪杆子,而是继续拿着笔杆子给一个连长当起了通讯员,通知开会,做记录,烧茶倒水。

入伍不久,父亲所在部队从华中回师东北,在吉林通化休整了一年多,随后编入志愿军。十月,从通化出发,跨过鸭绿江,奔赴朝鲜战场,两年后才从朝鲜战场归来。部队驻扎在通化休整训练,父亲在此又度过了四年的当兵生涯。

即将转业的那年,父亲经人介绍,认识了一位通化本地的姑娘,就是我的母亲。父亲和母亲的缘分,应该是起于同命相怜:母亲两岁没了娘,也有一个顾不过来家的爹。姥爷会木工活,经常外出给人打家具、做门窗,有时还要出远门,但不会出通化。那一年很巧,他正在给一家人做工,偏逢日本人打了进来,占领了通化,出入戒严。姥爷有家难回,时间一长,干脆在做工的地方悄没声地又娶了一个老婆,关起门来过起了日子。

没娘疼,没爹爱,母亲成了吃“百家饭”的孩子,这个月在姑家住,下个月去姨家住,亲戚们轮流照看着。虽是寄人篱下,亲戚们倒也都待母亲不薄。母亲在姑姥家住的尤其久,到了上学的年纪,便跟着我表姨一起上学,像个伴读书童,好歹也读到小学毕业。

通化解放后,母亲也去找过姥爷,住了一段日子后,跟后妈合不来,觉得还不如自己流浪度日,又原道折回了。

在各自倾诉完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后,父亲和母亲决定结婚,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拿主意。父亲不用跟任何人商量,母亲也仅需要跟不怎么看好这场婚姻的姑姥知会一下。

3

婚后不久,父亲就服从分配去了遥远的西宁工作,怀了身孕的母亲则独自留在通化,由姑姥照应着。

父亲转业到青海石油管理局,在西宁小桥当文化教员,在扫盲班里专门给大字不识一个的部队转业人员教识字,好让他们学成之后适应工作岗位,迅速投入工作。

有点文化的人凑到一起,总免不了评论时事,父亲平时跟同事们处的来,说话竹筒倒豆子,毫不顾忌。可没曾想,他的一些话却在后来的某一天,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。

运动开始后,一些单位开始摊派指标,无奈之下同事之间互相揭发,父亲便稀里糊涂地戴上了“右派”的帽子,被发配到祁连山劳改农场,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种地养猪。起初还有玉米和青菜吃,到了后来,饭盆里盛的就只有土豆,用盐一拌,囫囵咽下。劳改农场挨着藏区,藏民不吃鱼,农场就捉来吃,不过到劳改犯嘴里的只是鱼泡,鱼肉没有他们的份。

父亲身体单薄,受不了高原反应,每天又吃不饱,活却没少干,倔脾气又上来了,决定伺机逃走——那时候,母亲已经在一年前带着大姐辗转到了父亲的湖北老家。大姐在通化长到三岁,却死活不去托儿所,整天哭闹不止,为了照顾她,母亲不得不辞去刚找到没多久的话务员工作。加之父亲迟迟回不来,母亲心里的怨气只能向大姐发。

后来,母亲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,与其在通化耗日子,不如去父亲的老家想想辙,于是简单收拾了行李,第一次告别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土。在湖北乡下的父亲家族的老屋里安顿了下来,凭音乐天赋,在当地小学谋到了一份当音乐老师的工作,勉强生活下去。

而无比思念妻子和女儿、厌恶鱼泡土豆的父亲,一天都不想再捱了。他盘算着,“右派”那么多,管理也混乱,逃走一个本就是充数的小人物,大概也并不值得去追究,哪怕跟他一起打算逃走的人,最后因为害怕临时放弃了,也没有阻止父亲一意孤行。

于是,在母亲去到湖北大半年后,父亲像一只瘦弱的独狼,红着眼弓着背,千里奔走,终于在又一个闷热的夏夜,叩响了老屋久违的门环——他从祁连山逃回了家,终于重获自由。